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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屠杀)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回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谷寿夫将军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同样,新中国关押的这些战犯知道了这些,也自然明白,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员,他们所创造的罪恶数字也包含在这笔笔统计之中,不必计较所占比例是几分之几,或是几十分、几百分之几,反正没有埋没就是了。他们更知道,今天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要论罪行罚。他们无奈,都在暗地里对号入座,各自寻找自己在被告席上的位置,衡量自我在法律天平上的分量。松井石根,在戴着“MP”臂章的宪兵监押下,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判决:“……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他(松井石根)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根据起诉书中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1948年12月23日零点,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武藤章,进入刑场。40只电灯一齐点亮,明如白昼,如光天化日。他们4个人先步于佛堂中签名后,各自呷下一口葡萄酒,鱼贯地走上了绞架的13个阶梯,套上绞索,弹开脚板,一一离开了大地。对照这一幅幅文字画像,眼前这些战犯无不维妙维肖地判认自我,承领罪罚也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审判定谳谷寿雨花受死重游故地参观,追悔的战犯们,最关心的是那个擢升为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乙级日本战犯谷寿夫。他及其手下帮凶、那个赌酒杀人300的中队长田中军吉等,1946年8月3日和1947年八九月间,先后被南京政府引渡到中国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等候国防部的军事审判。他们也许不知道,这里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1901年始建、1903年5日18日启用的东方最大的监狱,可他们知道1946年1月24日10时,美国军事法庭借西人监舍二楼开庭审判虐杀美军俘虏的日本战犯,日军第三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等5人,于4月22日8时在同监三楼被绞死。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1946年8月1日,谷寿夫由巢鸭监狱被押赴羽田机场。登机前,他向东方三叩首,舌舔地面,吞咽了3口黄土,像一个死灵魂呆立在望乡台上,追忆1937年由日本率军侵华,与中岛十六师团、牛岛一八师团、末松一一四师团各部会攻南京之时,因遭中国军队坚强抗抵,血战4昼夜,始于斯年12月12日傍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进城报复,留驻一旬,双手沾满鲜血而于21日移邻芜湖。一天晚上,转押于南京小南门看守所的谷寿夫突然被宣布死亡,停尸市郊教会医院。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特派看押少尉军官邢子健怀疑内中有诈,当夜潜进医院太平间,午夜12时击毙了潜狱劫人的谷寿夫手下干将冈田次郎,揭破了另一干将河野满收买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用特殊药丸制造假死再演太平间“借尸换人”的阴谋。谷寿夫被解押于南京特别军事监狱后,河野满又绑架看守员、夺得通行证,闯狱抢人被擒时自嚼毒药而亡。南京审判持续到1947年3月。军事法庭全城张贴布告索证。1000多人举证约459件罪案。法医专家在中华门附近5处,挖出成千上万颗颅骨。2月6日14时,南京中山路(今307号)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挂起了白布黑字的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的横幅标帜。几万居民在庭外广播喇叭前收听审判实况。战犯们被告知,谷寿夫穿着拆去了星章、绶带的日军军服,走出小营战犯拘留营,在法庭上狡展图卸,空言抹煞,谵妄延宕,乃殊无抵赖之余地,毫不可采。“杀了这个大刽子手!”“杀死他!”“杀死他!”旁听席上突如火山爆发的咒骂声、怒斥声、号啕声,汇合成巨大的声浪,大有掀翻屋顶之势。检察官提供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及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等人证词,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堆积一尺多高。法官又让他在日军自己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以及牧师约翰·马吉实地拍摄的播放105分钟纪录片中,在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特伯勒、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和贝德斯等人出庭证言中,看到了自己,瞠目结舌。法庭开列参议会调查2784件屠城确凿众证,痛陈如绘,至为明显,无可掩饰:“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66岁的谷寿夫,东洋胡须,低着光头,脸色苍白,双目呆滞,脚穿布鞋,身穿草绿军服,强力支撑着矮胖的躯体,被关在被告围栏里受审。3月10日,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宣布判决。《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主文,断然写道: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执行官验明正身,说道:“你还可以最后陈述。”谷寿夫打手势要吸烟。宪兵队长递给他一支香烟。他颤抖着手笔,用日文给其妻谷梅子写下了遗嘱:“昭和22年4月26日受死刑于中国南京雨花台,身葬异域,魂还君旁,永远诀别。”谷寿夫早知大限已到,惜时如命,竭力拖延着死神到来的时间,又迟缓地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个早已备好的白绸小口袋。“袋里面装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生处于濒亡体验,大都会有上乘的表现。绝命诗曰:“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这不是迟来的人性复归,而是人性的回光返照。然后,谷寿夫的手握着笔,在笔录上签了字。然后,谷寿夫颈挂木质斩标,坐上红色刑车。然后,囚车尖声呼啸着,在人巷中驶向雨花台刑场。“锄一兽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4月26日,南京市民倾城而出,从中山路到中华门,20里长街两旁,约10万人来到刑场,用阵阵掌声向他索命,零距离感受凶魔的末日。沿途观众如潮如涌,欢声雷动,爆竹齐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12时45分,时辰已到,谷寿夫得到应有下场,以其凶残的恶名遗臭万年!今天,战犯同类们参观、拜谒雨花台,自然想到∶谷寿夫从这里侵来,又从这里出去,一去不复返!谷寿夫纵兵在雨花台砍掉二三十万中国人的头;一二十万中国人又在雨花台前观砍谷寿夫的头,这是历史的必然。杀人赛手3凶,同时同地归西1947年12月18日,南京5万军民草鞋峡遇难10周祭日那一天。南京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故处死刑。1948年1月18日,以屠杀竞赛为娱乐的向井敏明(1947年9月2日在东京被捕)、野田毅(1947年8月在日本被捕),与日军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那个赌酒杀人300的大尉田中军吉一起,同时同场归西。其以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判决书肃纪纲,维正义,人民拍手称快,搭肩,握手,呼朋唤友,头顶万里晴空一片蔚蓝。庆胜利,鞭炮啪啪,锣鼓喧喧;祷英烈,祭香袅袅,酒水酹酹:石头城苑红颜醉陶陶、泪滔滔。与其加害的中国受难者的殉命相比,他们这天只是“一枪之罪”,死得过于人道了。战犯鹈野晋太郎发表观感说,把中国俘虏不经审理而当作试刀的尸体之类的事情,对当时拥有日本刀的日军军官来说是“极常见的现象”,一次也没有拿俘虏试刀的事例“倒是很少见的”。像向井敏朋、野田毅那样“偶因报纸大张旗鼓地宣扬才尝苦果,'代表'众多同罪的日本人受刑。仅此而言,也可以说这几个小军官却是不幸的倒霉蛋儿,可怜的牺牲品吧!”南京,雨花台特产的雨花石,染着中国革命烈士的鲜血。南京人民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末日,大屠杀的阴影却在心中不能抹去。南京,日本军国主义在这里为汉奸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把江南佳丽之地作为压迫人民的中枢,使这个古老的城池饱尝辛酸。“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亡国皇帝李煜语)。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改写历史。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换了人间。从此,这儿欢歌笑语荡漾。扬子江上,江淮平原,再也听不到哀笳怨角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荒淫嗜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导读]其实,毛泽东在临终前一直昏睡不醒。1976年9月7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所以说,毛泽东在临终之前,根本没有作过任何“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晚年毛泽东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顿时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在1976年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人民相继失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大的领袖。广大群众悲痛欲绝,泪湿衣襟。然而,“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四人帮”就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共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江青还想方设法盗窃毛泽东保存的文件、材料和手稿,企图加以篡改,作为篡党窃国的依据。姚文元等还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联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洪文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标准像”。张春桥穷凶极恶地暗地里制造要“镇反”、要“杀人”的计划。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写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中,于1976年9月16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9月17日起,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再三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各中央新闻单位据此对“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进行了反复的重点宣传。“四人帮”伪造并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一“临终嘱咐”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种毛泽东在临终时给他们作了“临终嘱咐”的假象。借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既定方针”,继续打击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实,毛泽东在临终前一直昏睡不醒。1976年9月7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还是要看书。他语言的含糊与声音的微弱,连最能听懂他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个“三”字,给了秘书,然后又用手敲敲木床的床头。秘书这才猜出了他的意思,他是要看关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时正是三木武夫准备下台的时候,当毛泽东的秘书找来介绍三木武夫的一本书,拿给毛泽东看时,毛泽东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态。但是,毛泽东的手已经没有托住这本书的力气了,尽管这是一本很薄很薄的书,也只好由别人为他托着。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读的最后一本书。所以说,毛泽东在临终之前,根本没有作过任何“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并提出她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以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毛远新都要参加会议,却不让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以便研究她所提出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华国锋问江青:“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却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江青又来到人民大会堂,纠缠着要求华国锋同意将毛泽东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手稿交给毛远新整理,企图由“四人帮”来垄断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手稿等资料,以便随时可以伪造和篡改毛泽东的指示。在9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的问题,图谋篡权。毛远新本来在会前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毛主席逝世了,他的联络员使命也结束了,要求研究同意他回辽宁的问题。但当华国锋念了毛远新的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让毛远新回辽宁的时候,江青却大发脾气,坚决反对。张春桥也提出毛远新不能走,要让毛远新整理毛泽东留下的手稿、资料,要由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等等。当“四人帮”的无理要求均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否决之后,江青破口大骂,胡搅蛮缠,闹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以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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